首名投共的國民黨飛行員劉善本
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第一人刘善本将军夫人周叔璜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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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內提及烏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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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派施剑翘送来生活费
当时正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同志得到关于善本驾机起义的消息后，便立即组织对我家的营救工作。一天，外面来了一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吉普车，车子停在我家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位身着黑色香云纱旗袍的女士。她来到门口，把门的士兵马上上前阻拦。士兵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女士没有回答，抬手一个耳光抽过去，并用上海话说:“看清楚了！”说着用手一指车牌。当士兵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黑旗袍女士把敌人叫到一起一通“训斥”。看门的士兵们见来者不善，乖乖地让她进了房门。这位女士进来之后，在楼梯口看见了善本的母亲，她马上掏出一些钱塞到老人手里说:“您拿着花。”进了房门，她叫我的名字。我当时不知她的来意，没有理会她。这位女士又说:“我是共产党、是周恩来先生派来的。”我还是没吭声。只见她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这是你丈夫给你写的信。”我仔细一看，笔迹的确是善本的，当时激动得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看了信，才开始相信她。她见我看完，立即划着一根火柴，把善本的信当场烧掉。只听她接着说:“你写一封回信，我给你带过去，但字数不要写得太长。”我连忙动笔。那位女士又说:“这是生活费，你先留下用。”我接过一看，有金条，还有钞票。这位女士拿上我的信，又让我写了一个“收条”。她问我怀孕几个月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并告诉我她还会来看我们。简短的交谈后，她把信收拾好，走出去对士兵说:“你们要好好看守，要是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说完便坐进车里扬长而去。 等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同志就是施剑翘。到后来才听施剑翘说，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帮助我们，把她叫到南京，交给她这项任务。施剑翘对周恩来同志说:“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金条、现金送到之后，给您打个收条回来。” 施剑翘到达上海后，当即给她一个在上海空军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学生打电话说:“老师来了，不安排玩一玩吗？”那位学生说自己太忙，没时间陪老师。施剑翘说:“我自己逛一逛，你给我行个方便。”那位参谋长给她派了一辆车，就是她来我家时坐的那辆。 施剑翘走后，特务们大概有所察觉，化装成地下党来刺探秘密，但我心里很清楚，把特务骂了一顿。 后来我要生二女儿海平的时候，施剑翘果然再来看我。她对我说:“你不用着急，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并安排把我送进上海虹口附近的一间德国人开的医院去。产后第二天，施剑翘又给我送来了住院费和生活费。 地下党的同志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 身体恢复以后，我不时出门买东西。可一出门就有特务跟踪。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还不时捉弄他们一下。有一次，我看到特务跟得很紧，就突然停下，猛然转过身来。特务收不住脚，一下子直立在我面前。我把怀抱的兰平递给他说:“我累了，麻烦你帮我抱一抱孩子。”这一招，让那个特务十分尴尬。 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的营救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有一次，我带着兰平去买菜，后面跟着一个女子，拿着和我一样的篮子，我买什么她就买什么，我买多少她就买多少，当时觉得挺奇怪。等我买完菜，正准备出菜市场的时候，那个女的也往外走着。菜市场的门口人很多，特别拥挤。我感觉自己的菜篮子被人拿去又送了回来。我怕引起跟踪的特务注意，没有低头看，径直赶回家里。等到进了厨房，将菜都倒出来后，发现最底下竟然放着一叠钞票。这时我才知道，刚才那位女士是来帮助我们的地下党同志。 此后，地下党的同志经常化装成各种身份，给我们家送来接济。四川老家给我寄过一次钱。自那次以后，时常会有邮递员光顾我家说:“刘太太，又有您的汇款。”后来才知道，其实家里只汇过一次钱，其他的钱都是地下党通过邮递员送过来的。还有，当时我的弟弟和妹妹在南京上学，妹妹来看过我一次。这件事过去不久，就有两名我方地下工作者来看我。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说是我四川的亲戚，给我留下一笔钱后离开，丝毫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善本起义后，他原先所属八大队主管“政工”的干部经常到我家里，要我“交待”，询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善本到哪里去。我就对他们说:“是你们派他出去的，为什么和我要人？我还想和你们要人呢！”他们又威胁要把我押解到南京受审，我说:“我不管到哪里，都说是你派他出去的。你不让他走，他能走得了吗？”敌人见此计不成，就想利用我们作“诱饵”，抓捕前来营救的地下党。后来他们发现，虽然没有经济来源，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却还在维持。此后敌人就常到家里问“经济来源”。我就告诉他们说家里的用度全靠卖家具、卖衣服维持。敌人问不出什么，但怎么也不相信。一次，敌人用枪指着我大女儿兰平，吓唬她说:“你爸爸走了以后，你们家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兰平虽然只有3岁多，平日里寸步不离开我，我和地下党的同志谈话的时候她都在场。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幸好兰平虽然被吓哭了，说的话却按照平日我教的话一模一样，我才长出了一口气。 |
决定回到四川老家
国共和谈破裂后，我党同志准备撤离。周恩来同志在撤离前夕还挂念着我们，派人来对我说:“我们走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不如让孩子的奶奶和叔叔们先回山东老家。由于敌人严格限制我们的人数，来的时候几个人，走的时候还得是几个人。但是，一个孩子恐怕问题不大。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不如你把大女儿交给我们，我们把她带回延安，交给你丈夫。”可是兰平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身边，这件事就此作罢。地下党的同志为了我和孩子的安全，又劝我带着孩子回四川老家。我同意了。 当时我们能离开上海，除了地下党同志们的帮助外，乌钺也起了很大作用。乌钺是满族人，和善本在航校是同学。善本起义后他对大家说“太平(同僚因为刘善本从来不出事故，给他起的外号)一家老小过得不容易，大家帮一把，凑一凑钱吧。”此后他经常发动八大队的同僚给我们家募捐。 他的夫人名叫黄丽蓉，是我的中学同学，而黄丽蓉的父亲是黄杰。利用这层关系，乌钺出面请汤恩伯吃饭，对他说:“她一个家庭妇女，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让他们走了算了。”汤恩伯应允了此事。 得知可以回四川老家的消息后，我开始准备。为了筹集路费，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幸而家里还有不少善本带回来的镀金餐具、席梦思床等美国货，很快被人买走。有一套善本的奶白色西服，以前毛邦初经常来借穿。他打来电话说:如果愿意卖的话，出价多少都可以。我就把西服卖给了他。善本从美国带回来三个照相机，最好的一个带去延安，家里还留着两个，为了凑路费，都卖了。 送善本的母亲她们回山东老家后，我们母女的路费又成了问题。我们当时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质量、地理位置都不错，正好当时八大队有飞行员两家合住一栋房子，但两家人经常闹矛盾，其中一家要搬出来。善本的一位朋友对那家人说:“房子是现成的，你要是给她们买张回四川的飞机票，你就可以住她们的房子。”那家人一听，马上买了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儿童票交给我们。当时我的二女儿才3个月大，不用买票。 和善本团聚的日子就快到了
我们离开上海，一路被特务“押送”，到达重庆后，先去警备司令部“报到”。孩子的姥姥特地赶来接我，我和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旅店住，那间旅店是我父亲生前做生意时常住的。但是，过不多久，店主就对孩子的姥姥说:“周老夫人，周老爷子是我的老主顾，但实在没办法，上边说您几位得马上走。”于是我们只好从重庆坐船回到丰都老家。下了船，马上有人过来说:“先到县政府去报到。”到了县政府，我和女儿就被软禁起来。为了让我和女儿回家，孩子的大姨夫(当地的名医)借给“县太爷”看病的机会乘机疏通。“县太爷”说:要想让我母女回家，必须亲戚十家人联保，除此之外，还要“出一大笔钱”。孩子大姨夫回家后马上召集亲朋好友“出保”，当然那笔钱是不能少的。这样，我得以带着女儿们回到家中。 回来后，我在孩子大姨夫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并定期接受当地国民党政府的“调查”:看看我的“表现如何”？一家人有没有逃走？一天，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四十七军的人看上了孩子大姨夫的医院，来了一帮人，想要强占。家人据理力争说:“你们打不过共产党，就会欺负老百姓！”但四十七军的人威胁说:“你们说这种话就是通共。”正在他们要动武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位熟人。他名叫聂约翰，原来在八大队搞机械，在兰州就和我们认识，当时他是四十七军的情报处长。聂约翰对着那帮人说:“走走走，这里是医院，将来大伙儿看个病什么的方便。到别的地方去。”说着将那帮人赶走了。 聂约翰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以后他经常来医院“拉拉家常”，或是“看病”，实际上是告诉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和善本的消息。他告诉我去听解放区的广播。我去了自己的母校适存学女子中学，学校是我父亲生前主要投资兴建的，通讯设备先进，师生的思想非常进步，我的很多同学都去了延安。在广播里，我得知善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作为解放军总部代表在会上发言，记得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心里一直就是觉得感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学校里，我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激动得不得了，觉得和善本团聚的日子就快来了。
终于在东北和善本团聚了 四川解放前夕，聂约翰和另外一名同志在一天晚上来找我，说他们已经暴露，必须尽快撤离，问我有没有衣服给他们换一换？我马上和女儿把去世多年的孩子外公的衣服拿出来。聂约翰又向我要些钱路上用。但是，当天晚上我已经结完账，柜上已经没有钱了。我就把孩子们存的压岁钱交给他们，并摘下自己的金手镯和金项圈，让他们在路上卖了作路费。家里人则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走水路，码头有敌人。后山和秦岭连着，你们只要翻过后山就可以进入陕西解放区。”(后来聂约翰见到善本，提起此事，执意要把钱还给他。善本却对他说:“不要还了。要是都要还的话，党为了营救我的家人花了那么多钱，我可怎么还呢？”)聂约翰又再三嘱咐我:“敌人要搞大屠杀，他们的名单中有你，你们也赶快躲起来。”随后和另一位同志转移了。得到消息，我马上通知“联保”的十家一起逃走。我们趁大清早没人看见的时候动身。十家人不能一起走，那样目标太大。所以大家各自行动，往山里去。我和母亲、孩子们想先躲到佃户家里去。但到了那里后，发现国民党兵正在抢粮、抓壮丁，就又逃入后山竹林里躲避。我们还是觉得目标大，于是分开:孩子姨夫带着家人躲到附近山洞里，我带着孩子和一名保姆继续前行。途中孩子累得不行了，小腿都磨得红红的。我就鼓励他们说:“再忍一忍，你看前边有人家了，咱们到那里去，就有饭吃了。”到了人家，我们央求他们给做了一顿饭，吃了一顿猪油炒榨菜叶子和粗面挂面，但孩子们觉得非常香。 解放军的攻势势如破竹，没几天，二野部队解放了丰都城，通知逃难的百姓都回家。我带着两个女儿到县政府去，军管会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他拿出敌人的档案，当着我的面将其焚毁，说:“你们自由了，想到哪里去都可以。”以前张治中在北平谈判期间，国统区和解放区恢复了一段通信。善本记得我家四川的地址，给我写过一封信，还寄了优待券，可以在解放区免费坐轮船、火车。但信到的时候我已经逃离家中，所以没收到。丰都解放后，可以自由通信，我终于知道善本在东北，高兴得不得了。我马上准备北上，去和善本团聚。但想东北当地特别冷，就和家人给孩子们织毛线帽子，做棉大衣。我们先坐小火轮到重庆。当时虽然已经解放，但残匪还没有肃清。火轮上都有解放军架着机枪保卫。我们的船沿途和土匪激战了几次，我们船后边的另一艘船，由于被敌人放了定时炸弹，爆炸了，但我们这只船还算幸运。可是当时流行麻疹，我得过麻疹，因此临行前抽了自己的血当作抗体给孩子们打上，但二女儿在途中还是被传染了。到了武汉，我们换乘火车去北京。在北京，我去找空军航空局的同志联系。他们都见过或听说过善本，对我十分热情，没要钱就把去哈尔滨的火车票给了我们。 在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秉璋的帮助下，我和孩子们登上了北京开往哈尔滨的旅客列车。火车出了山海关，我们母女碰到一名解放军战士，他问我大女儿去干什么。兰平说去找爸爸，并说爸爸也是解放军。那名战士问:你爸爸叫什么？兰平说叫刘善本。这位战士一听，马上报告了他的首长。他的首长是薛少卿，碰巧去长春，他和善本都在空军。他来见了我们，高兴地说:“老刘知道你们来吗？”我回答说在北京给他发了电报。薛少卿说:“现在地方的电报还没有完全整顿好，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见我着急起来，他马上说:“这样吧，我到了长春后赶紧给老刘打电报，让他去接你们。”说着请我们一家到餐车吃了饭。 老薛的电报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天早晨6点，我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时，善本带着警卫员来接我们母女。分别四年的我们终于重新相聚。 来源：人民政协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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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刘善本和周宇驰
20世纪50年代头几年，我和他们曾在空军某航校共事，知道一些情况，现介绍如下：
（一）
1949年春，我随中共中央青委离开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进入北平。开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团中央后，我留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室主任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兼。同年12月，组织上宣布，把我调到空军某航校担任政治教员。我有点感到突然，后来才知道，空军新建，要办若干航校，以培养大批空、地勤人员。空军的学员有大量知识分子，因此空军党委向中共中央申请，要求从华北联大（人民大学前身）和中央团校等校调一些教员来航校当政治教员，政治、文化水平要求都很高，这个申请，经毛主席批准，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和空军司令刘亚楼等选调，我在团中央，也被选上了。
我到航校，校长几经更选，不久，上级派刘善本来当校长。
刘善本，原是国民党派去美国培训后回国的飞行员，他思想进步，反对内战，于1946年6月26日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美制B24式530号轰炸机起义，飞向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热烈欢迎。此事震惊中外，给蒋介石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严重地动摇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心，引起了连锁反映，不久，又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俞勃驾机起义，飞过南京蒋介石总统府上空时，还投了几颗炸弹，吓得国民党官员们胆战心惊。后来，又有邓兆祥率领当时最先进的军舰“重庆号”全体官兵起义。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义的很多很多，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对促使蒋家王朝迅速崩溃，起到重要作用。
而刘善本则是技术兵种起义第一人，带头人。1949年2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老实说，过去许多人对国民党飞行员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们都是一些骄傲自大，飞扬跋扈的花花公子。
但刘善本到航校和大家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人们的印象大大改变。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但老成忠厚。有教养，作风谦虚，待人诚恳，而且教学有方，因此深受航校同志们的爱戴。
当时航校学飞行驾驶的相当大一部分学员来自陆军战斗部队的班排级干部。他们年青，作战勇敢，但文化程度比较低，对“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等一类比较抽象的理论不容易学懂。刘善本多次要求教员们要耐心，谆谆善诱，他自己还作示范。为帮学员学习，他和教员们一起造了许多教学模具、模型、进行形象教学，起到良好的作用。
我们航校地处东北，冬天机场很冷，但刘不怕严寒，经常到机场去，和地勤人员一起检查飞机发动机和各种机械，发现故障，就和他们一起拆卸，修理和安装调试，还结合实际，给他们讲各种机械原理。大家发现，这位留洋回来的校长不但知识渊博，而且和蔼可亲。
他经常对空勤人员说，空勤、地勤人员都是平等的，地勤人员十分辛苦，空勤人员应尊重他们的劳动，不要学习西方国家有的空勤人员歧视地勤人员的恶习。
那时，从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人员（包括俞勃在内）很多都在我们这个航校从事教学等工作。刘善本鼓励他们学习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还组织他们进行文体活动，唱革命歌曲。我还记得在一次文娱晚会上，刘和他们一起唱《新民主主义青年进行曲》：“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毛泽东领导着我们，向反动派坚决斗争。千万青年，跟着毛泽东，永远向胜利，永远向光明！”歌声中充满着豪情，可以看得出，刘善本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充满着崇敬，对新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后来，刘善本被调到空军某师任师长，这个师的空、地勤人员大多是我们航校毕业的学员，刘现在是他们的领导，又曾是他们的老师，所以，全师上下都很团结。有一次，该师打了胜仗，捷报传来，我们全校欢喜若狂，大家都觉得，这些年的辛勤工作，结出了丰硕果实，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时领导派我带几个同志和一些慰问品到该师慰问，见了刘师长，我们祝贺他平时严格要求，训练有方，指挥得当，因此打了胜仗。他却说，飞行员们作战勇敢，地勤人员吃苦耐劳，这是大家的功劳，也是在航校时良好的训练和你们政治教育的结果。他还检讨了自己工作上的一些缺点，丝毫没有居功自傲的表现。
回航校不久，我被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当编辑，接着就是反胡风、肃清反革命、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狂潮席卷中华大地，被批斗的人数以千万计，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被整死的很多很多。在这狂潮中，我被打成“极右”，九死一生，有时想起航校那段生活和同志们，也想起刘善本，但已恍如隔世了。
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帮”才得以被粉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当时，被“解放”幸存下来的人们第一件大事就是到处打听，过去的老同志、老熟人和老朋友们怎样了？死了没有？当知道不少的老同志都已被折磨死时，幸存者热泪盈眶，相对唏嘘不已。
至于刘善本，像他这样出身和历史的人，大家猜想，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他果然被折磨死了。
听说，文革前他从部队调到空军某机关担任训练和教学研究工作，文革期间，他被关起来受审讯：
“国民党有许多飞行员，为什么单挑你去美国受训？是不是你和蒋介石有特殊关系？”
“你在美国学习期间，认识哪些教官？哪些同学？还有什么朋友？你们有些什么阴谋勾结？要详细交代，还要按照日期写出各个阶段的证明人。”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逼人于死地的，还有更难回答，更令人痛心的问题：
“你在国民党空军中是受宠信的，受提拔的，如果你跟蒋介石走，你肯定会得高官厚禄，升官发财，为什么抛弃这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奔延安吃苦？”
被这些问题折磨，他一片赤诚投奔革命，反而因此被怀疑，被迫害，他太痛苦了，决定以死抗争，1968年3月，他含冤去世了。
刘善本驾机起义的实际行动，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对人民事业的热爱？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可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这些英勇的行动却被认为是可怀疑的因素，可被迫害的因素。
在某些人看来，所谓“唯物论”，就是人们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享受而活着的。这些人自己，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革命的。于是他们以自已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就怀疑，刘善本（以及其他剥削阶级出身的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拥有很高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有高官厚禄的前途，为什么还要参加革命吃苦？肯定是为了自己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和以后更高的官运，这就只能解释为拿敌人津贴的“间谍”、“特务”了。如果有人辩解说：“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贯表现很好呀！甚至有的还是负过伤，立过功呀！”回答说：“这是伪装，甚至是苦肉计，企图长期埋伏，危害更大！”
于是这些人就用这样思维定格去看待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不知道也不承认许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了崇高的理想。
建国以后，毛泽东抓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以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多次政治运动。毛的阶级斗争的口号正反映了和迎合了上述的某些人的观点，而当权的又大多数是他们。于是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受迫害就不可避免了。
解放初期，我党曾提出过“个人出身自己不可以选择，但道路自己可以选择”，“我们是有成份论，但不是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这些口号曾鼓舞了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努力工作。但实际上许多地方执行的是唯成份论，或者在档案里装的是根据成份作出的评价：“阶级异已分子”、“内控不得重用”，等等，许多同志背了几十年的黑锅，自己还不知道。
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抗战初期，就在中学参加了中共，在西南联大，她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她为了躲避白色恐怖，她跑到贫苦的农村继续干革命，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后，她任团中央少年儿童工作部部长，她曾“现身说法”，说明党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的政策。当时许多青年受到感动。但她自己在文革中，正是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而被迫跳楼自杀！
文革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更不知害死多少无辜！
连刘善本这样曾驾机起义，为革命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作出过巨大贡献、打过胜仗的人，也因为出身和历史问题而不能幸免！
（二）
周宇驰，又名金培，本是冀东一个县的初中学生，后来参加了我军地方部队某团，不久，这个团被编入四野某兵团，而该兵团及其所属的某些师、团的机构并入空军，于是周宇驰就成为我所在的航校的政治部宣传科的干事，连级干部。
我来航校，本来是担任政治教员的，后来兼任宣传科、文化科的副科长。我们这个航校规模相当大，除了大批的空、地勤教员和学员外，还有司、政、供（后勤）卫机关和大批警卫部队，还在附近几个县，有几个机场，有不同的机种，供飞行学员从初、中级教练机到正式战斗机逐级学习（这样一到部队就可以参加战斗），每个机场也各有空地勤教员、司、政供、卫一套机构和大量警卫部队。
在宣传科、文化科下面有几十个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还有几十人的文工队，政治教员要分别到各机场的给学员、干部和战士上政治课，文化教员要给出警卫部队的战士上文化课，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和高玉宝的“我写我”的经验。当时总政、空政对这些都抓得很紧，规定时间、进度和要求，还不时派人来检查，教学效果也相当好。文工队则要到各机场轮流演出，放电影。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平常要备课，教课，还要示范教学，互相切磋，批改作业，等等，总之，大家都很忙。
那时，部队对知识分子级别控制很严，教员们大都是高中毕业生，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有的大学生工作好几年了，还是副排级、排级，所谓“兵头将尾”，也就相当于地方二十几级吧！但大家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的伟大事业，仍然努力工作。
周宇驰当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为是从部队出身的，以工农老干部自居，他有些小聪明，能说会道，很快就当上了政治部的党支部委员。他文化低既不能讲课，又无专业知识，在大家忙碌时，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抓阶级斗争。窥伺领导的风向，成了他的专长，其手段是翻阅教员和文工队员们的档案，有时候叫他们反复写“自传”，从中发现他认为的某些“问题”或“矛盾”，就记在本子上，并向领导加油加醋地汇报，这样就使领导得到印象：教员和文工队队伍严重不纯，而周宇驰则是阶级斗争觉悟高，原则性强，看问题尖锐。
教员们也有休整的时候，本应该放松休息，恢复精力。但周宇驰却抓紧时间，以领导的名义，组织学习。所谓学习，只是“幌子”，其实就是政治审查，要大家写自传，写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等。提出要“向党交心”，口号是十分响亮的：“你要党相信你，首先你要相信党”，“你把一切问题交代了，就表明你相信党，党也就更加相信你，以后可以更加了解你，提拔你”，“不管什么问题，交代出来不会处分，还会取得党的信任”，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一切情况，无论大小，那怕一闪的私念，都要坦白。于是有些人为了取得党的信任，就把自己曾祖父辈当过什么官，有过什么剥削，有的把自己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的从未见过面的远房表亲都交代出来，有的把自己在小孩时因为老祖母多病，曾到“吕洞宾”祖庙烧香祈祷祝祖母早日康复等等。也作为“问题”交代出来。抓到这些“材料”以后，周宇驰就变脸了，违背了在动员学习时作出过的诺言，把这些“问题”上纲上线，往死里整，把这些人作为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社会关系复杂，不可信任分子，吕祖道分子……等等，整得个个痛哭流涕，万没有想到，对党交心会得到这个结果，伤心到极点，有的受处分，有的被调离，对于没有受处分的人，周宇驰说：问题还抓在组织手里，以后还要继续审查，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事实证明，这些青年都是抱着满腔热情参军的知识分子，整来整去，其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的“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对此，我曾向领导提出过意见，领导说：你就分工管好你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工作由金培抓，你们知识分子容易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金培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能发现问题，等等。使我无话可说。
这样，周宇驰就凭他敏感的嗅觉，窥伺方向的本事，踩着别人的肩膀，获得“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的 “美誉”，一直往上爬，文革前就爬到空军司令部处长的高位。林彪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首先抓空军，1967年派儿子林立果来空军穿上空军军装，不久林立果又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又任命 “阶级觉悟高”的周宇驰当林立果的“秘书”。吴法宪为拍林彪的马屁，宣布“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林立果同志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周宇驰立刻抓住这个往上攀爬的好机会，于是，在各种场合下，他反复大力宣传，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中猛烈地刮起来：“对林立果同志的态度和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 ，“要处处捍卫林立果同志！”“要踏踏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对林立果同志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周宇驰就靠这样的吹捧手段，他自己也从处长的地位爬升为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并且获得林彪父子信任，视为心腹中的心腹，让他参加绝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五七一者，武装起义也）的制订，让他多次带着林彪的“口谕”向林彪反党集团“各路诸候”传达林彪父子谋害毛主席的行动计划（包括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毛坐的火车；用高射炮横射毛的火车；调林的心腹“教导队”以有坏人要害毛主席为借口，制造混乱，趁机往毛的车厢冲去；趁毛接见时，进行暗杀等等）。
但是，这一切阴谋都没有得逞，1971年9月13日，林彪父子得知阴谋被发现，驾机外逃，截戟沉沙。同日，周宇驰和林彪集团的另一个死党于新野一道强夺乘直升机外逃，被发现迫降，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和周宇驰夺枪搏斗，被周杀害。迫降后，周、于不肯投降，自杀，结束了他们可耻的一生。
周宇驰的实例说明，那些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专门整人的人，并不是对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有什么感情，而只是窥伺毛泽东一再号召阶级斗争的风向，是一种投机行为，以达到自己往上爬的目的罢了，其内心是十分肮脏十分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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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红：回忆我的父亲周宇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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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英雄与投共飞行员的失足之恨-周训典
中美混合团第5大队中美军官的合照。
对抗日战争历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中国人，对于“飞虎队”一定不陌生。它的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是二战期间主要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帮助中国抗战的空军部队，主要在中国本土和缅甸与日军作战。
该航空志愿大队由美国退休飞行上尉陈纳德负责，1941年，他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通过租借法案从美国得到了100架战机，并在美国招募了100名飞行员。
起初，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提出，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由于中国 大陆居民从未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中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正式命名为“飞虎队”。
飞虎队英雄周训典壮志凌云
飞虎队的英雄有不少，其中有一个叫周训典。1921生于宁波的他，为了保家卫国，在1939年12月，考上了由国民政府空军开办的航空机械学校；1941年，他又经过严格考试，考入了第十五期航校留美军官班。其后，他与71名合格的同学前往美国受训，接受了正规的飞行理论和飞行实践训练。
1944年7月，周训典与第15期第5批留美飞行员一起从美国顺利毕业回国抗战。他们被编入美国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联队第五大队，即飞虎队，周训典被分在27中队。
从1944年7月回国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周训典一共参加对日空战71次，击落日机2架，炸毁地面日机40架，军车23辆。中美双方鉴于其参战次数和卓著战绩，授予了他各类奖章和勋章13枚，其中，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就是以罗斯福名义授予的。
多次出生入死的周训典在后来的自传中亲笔写到：在执行每一次任务时，我总是认真的、负责的，没有考虑生死的问题。只想出一口气，狠狠地攻击目标。“凌云壮志、长空万里，凭个人愿望行动，干得痛快，只要击中敌人，死了也是痛快的”。
1945年9月9日，周训典在空军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的带领下，护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南京，参加受降仪式，得以亲眼见证了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那一年，周训典才24岁，却早已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抗战胜利后，周训典与同学钱承评结婚。他们原本希望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却不料中共挑起了内政，周训典再次投入了战争。由于国民党党内腐败，心怀不满的周寻机脱离了空运部队。
被中共欺骗虎落平阳
上海陷落后，周训典看到中共华东军区航空处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公告》，公告上称：“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可到华东区军区航空处登记报到，愿意参加工作的，将酌情安排工作；愿意回原籍的，则发给路费，可以回家。”周训典在犹豫徘徊中，为中共在上海所制造的“为人民”的假象所欺骗，加入了中共空军，并深受器重，专门护送中共领导人到各地巡视。
中共建政后，周训典被点名调到新成立的天津航空训练大队任职，培养飞行员。他在飞行训练中，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其过硬的技术让人赞叹。为中共在开辟西北航线以及培养飞行员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周训典，因此多次受到嘉奖。
1964年，周训典随航校调往四川，妻子儿女仍住在天津。从那时起，他和家人就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年只有两次小聚：一次探亲假，一次利用疗养间隙回家小住。
文革被打死尸身被狗吃
1966年文革爆发，1967年春夏之交，周训典在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后回天津探望妻子和孩子，不料回单位后，却被扣上了参与“阴谋驾机外逃集团”的罪名。从1968年起，他被实行隔离审查。
刚开始，周训典还能通过书信，让家人得知他的一些情况。他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已经如此局面了，案情越搞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各人在压力之下，力求彻底、详细交代，取得“从宽”，竟不顾客观，不顾他人而凭空捏造，互相牵连。竟有人在交代中说我曾经在1967年10月请假回天津，利用假名企图从陆路或小路逃亡外国。”其后，家人与他彻底失掉了联系。
1970年5月2日，这位没有死于与日军空战中的飞虎队英雄，却在被审查期间活活被打死，时年49岁，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另一位“两航”投共人员何莹的家人何婉如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何莹、周训典被送去拉大车，每次必须拉米、拉煤、肚子饿了只能买个咸鸭蛋充饥。后来，飞行主任周训典被活活打死，他们就悄悄地把他埋在田里。因是偷偷摸摸，埋得太浅，后被狗拖了出来……”
首个投共的飞行员刘善本自寻死路
抗战期间，与“飞虎队”并肩作战的还有国民党的空军，其中有一个人叫刘善本。1915年出生在山东的刘善本，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作战参谋、上尉飞行员。抗战爆发后，他所在的飞行大队先后在成都、兰州等地服务。1943年他被派往美国学习，1945年抗战结束后，他驾驶着美国赠与的B-24轰炸机，经印度和巴基斯坦回国，参与国共内战。
早在刘善本高中毕业那一年，曾在一本杂志上读过美国记者斯诺写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对毛印象深刻。回国后，他又在书摊上发现了毛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并相信了其谎言。其后他开始秘密收听延安广播，在听到中共欢迎国民党军官、士兵投降并受到优待的消息后，尤其是听到毛所言的“中国的和平民主乃是中国人民神圣权利所在”的声明后，不愿打内战的刘善本决定投共。
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等10人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摆脱了地面控制，驾机飞抵了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投共的不好的先例。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德还将他请到自己的窑洞里做客，毛则在办公室中接见了刘善本，让他到东北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与他合影留念。他因此被中共称为是“带头人”。
在延安期间，被谎言欺骗的刘善本在新华广播电台向国民党空军发表了讲话，指责国民党挑起内战，称延安人民“安居乐业”，并呼吁大家“为和平民主共同奋斗”。听信了刘善本的话，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或驾驶飞机或徒步投共。
1946年9月，刘善本前往东北参加创办全国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的工作，并被任命为副校长，为中共培养空军力量做了不少贡献。1949年2月，他被批准加入中共。9月，毛在宴请傅作义、刘善本等投共人员时表示，正是他们的投诚，“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当年10月，刘善本获准参加建政大典检阅。12月，中共决定在老航校的基础上组建6所航空学校，刘善本任第一航空学校校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担任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作战法。
刘善本的贡献，中共是看在眼中。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他还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
然而，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善本也没有逃脱厄运。他因对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在空军学院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看不惯，更不忍心看到自己多年的战友、领导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所以直接给毛、周上书，认为空军学院的“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把经历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同志统统斥之为走资派，更不能搞逼供信，搞武斗……”
孰料，信被转给了吴法宪，决定将其打倒。1967年空军学院非法设立了“刘善本专案组”，污蔑他是“假起义，真特务”、“特大特务”，专案组不仅对他搞批斗、体罚，而且令其早出晚归。
专案组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有许多飞行员，为什么单挑你去美国受训？是不是你和蒋介石有特殊关系？”“你在美国学习期间，认识哪些教官？哪些同学？还有什么朋友？你们有些什么阴谋勾结？要详细交代，还要按照日期写出各个阶段的证明人。”“你在国民党空军中是受宠信的，受提拔的，如果你跟蒋介石走，你肯定会得高官厚禄，升官发财，为什么抛弃这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奔延安吃苦？”
1968年3月2日深夜，刘善本被专案组抄了家，押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头二层的一个套间里进行审讯。在被折磨了几天后，刘善本于3月10日死去，终年53岁。而那些追随刘善本投共的国民党飞行员的结局大多也十分凄惨。
结语
不知周训典、刘善本在临死那一刻是否醒悟，自己当初相信的不过是中共画出的民主大饼，自己的选择真的错了。他们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更连累了朋友、同事。诚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