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 底 by 葛光豫
1997年春節過後那個周末,我站在Valley的街角,等待紅綠燈轉換。
那是洛彬磯一個常見燦爛陽光的午後。Valley街一帶是較多老中來往的地方,熙熙攘攘,但你不太會去留意身旁走過的人。
跨過街心的時候,見到一張臉色黑黝,兩頰削平,一雙不太容易讓人忘記大眼睛的人和我擦肩而過。過了街,我不禁回頭望去。而那個人也正在對街駐足,側身仰頭望著我,我舉起手,那人擺了手。就這樣子,我和老徐多年後又在街頭上不期再遇。
記得我首次遇到老徐也是在一個街頭上。那是多年的1980年八月裡在舊金山的事。
那年的一天早上,見一個人站在高樓聳立的Montgomery的街角上,手裡拿著地址,在匆忙上班的人群當中東張西望。大概見我是老中,把我攔下,問領事館在那裡。
那時候中共和美國才建交不久,新設的領事館是在遠處另一條的Gary街上。 臺灣和美國斷了外交關係後,領事館就改了名稱,但仍留在原來的Montgomery街的300號三樓上,領務工作照樣運作。
七十多年來老僑們尊重的「唐山衙門的總領事館」一下子斷交改為「協調辦事處」情況雖然有些尷尬,但舊雨新知,大家都還習慣的把那裡稱作「領事館」。
那時候中共和美國開始建交頭一年裡,大陸就派出一百多個觀摩訪問團,「大躍進」式的來美國學習「超英趕美」。他們初抵舊金山的人,常有人從機場服務台那裡問到了原來「中國領事館」的電話號碼,打來300號我們樓上的「領事館」,要求人派車去接機的事。
從這個人的說話口音和神態上,覺得要先弄清楚他問的是那一個「領事館」,我無意要考這個人。
他說:「我找國民黨的領事館」他這麼說,聽起來雖然有點怪怪,但說的再清楚也沒有了。
我對他說我也是要去那裡,就隨我一路走。我問他是不是來辦臺灣簽證,說「不是,想來辦點事」低聲回答。
到三樓出了電梯,我就指著門上寫著:「中華民國駐金山協調辦事處」的牌子說就是這裡,就是他要找的「國民黨領事館」。隨我進來,走向櫃台。我進到辦公室。
不久,櫃台小姐進來對我說:「外面有人說要找負責軍事的人」。
我出去一看,找我的人,正是剛才隨我進來要「辦點事」的那個人。就這樣,我認識了老徐。
在這之前,曾經由「世界日報」轉來過他的一封信,信上是這樣寫著:
「尊敬的負責先生:我叫徐克 (Victor
Hsu),河北人,五十五歲。上月自上海來美探望三十二年未見的妹妹,她是中國解放前嫁到美國。
一九四三年我在重慶交通大學畢業後,被徵調到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工作。先是參加中印緬遠征軍五十四師做盟軍翻譯連絡,抗戰勝利後再調美國戰略情報局北平辦事處。1949﹝民國38﹞年最後擔任國共和談停戰三人小組,國民政府方面首席代表蔡文治將軍代表團的翻譯。
老徐説,大陸淪陷後,中共判我反革命間諜罪刑十年,之後又強制農村勞改。經歷了一共二十餘年殘酷的苦役。
我感覺老徐的事,已不是幾句話可以了的,請他到會客室坐下。他由口袋裡小心翼翼的取出「解除反革命帽子通知書」「清理回鄉說明書」然後陳述他的經歷故事。最後他略提高語調說:「我不願再回大陸去了!」
「徐先生,你想要我們為你做些什麼?」我問他。
老徐開始是婉轉的說想要一份救濟金,後來乾脆的說要求國民政府補償一筆錢,以便找律師來辦理依親在美國留下來。他說:「我可是因國民黨而受難的啊!」。
老徐一再讓我受寵若驚的稱我「尊敬的負責先生」,那是他美麗期望的錯誤。我可不是大陸上「我說了算數」的那種幹部,告訴他我得把他的事先報回國內台灣去。
打一開始,我心裡就已經覺得要對老徐抱歉了。大陸出來,到領事館要求協助,是可以理解同情的,但是要求補償金還是頭次遇到。若老徐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在中國這場時代悲劇下,像老徐這樣子遭遇的人何止千萬。我們除嘆喟同情外,能做多少呢。
老徐和妹妹幾十年餘沒見,那是一分親情,同情,也祇能讓他能有機會到美國來見面,但並不意味任何承諾,探親也祇有三個月期限。而老徐說,並不是嚮往美國,祇是因不願再回到他幾乎耗盡了一生的煉獄,能留下來,即使是依然再艱辛,卑微,卻是他可以得到一個清暢呼吸,舒展鬱悶塊壘的天地。雖然老徐正面臨著必須離去的期限,又要回到一個悲情的未來,但他自認為現在已踏到一個希望的邊緣。
老徐三天兩頭的來找我,說是來聊聊,其實他是關心的臺灣方面的消息。不來的時候,電話裡也不忘加上一句說:「抱歉,今天不來聊了!」他知道我這北方老鄉,喜歡聽他講些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我十餘歲離開大陸,有一份情懷。
* * * *
有天下午我們在花園角喝咖啡、他興致很好似的。
老徐說毛語錄上有句話說:「『革命事業不是請客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給它改了」「毛語錄是經典之作、誰有本事敢改?」我說。
老徐說:「我改為『革命事業是無客無飯:道路是曲折無盡頭,前途光明是看不見的』」。說完就得意哈哈笑起來,難得見他那麼高興。
我又說:「難怪他們不放過你這反革命份子」然後他又講些多年在農村公社裡掏糞坑下田的事。望著咖啡杯子,隨口問道:「在大陸上沒咖啡喝吧?」我沒有刻薄他的意思。
「當年我跟美國人一塊做事的時候咖啡沒少喝,後來的三十多年裡就沒再見過這玩意。」「當然,美國人走了,就沒咖啡喝了啦。」我說。
「倒不是。一九四九年秋天,國共停戰談判破裂後,美國軍事調解處解散,我就離開北平。當時戰略局的美國朋友私下告訴我說,一旦共產黨當政後,一場蘇聯革命式的大整肅就會發生。」
「當時為什麼沒跟著去臺灣?」我問。
「我們那一批翻譯官是大學剛一畢業,就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徵召去了。翻譯官訓練後分發到外事單位工作。我後來派到美軍戰略局北平辦事處,當時為了要和洋人平起平坐,方便協調辦事,軍事委員會就給我們掛上個少校軍階,不算是正式軍人。國民黨那時候打仗,節節敗退的形勢,沒想要去臺灣。」
「解放後頭幾年還好,東藏西躲的。我先到過西安鄉下教書,又去廣西,最後到上海。上海人多好隱藏」。
「誰知道他們一直在查我。十年之後,共產黨把我的底摸清了。就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晚上來了人,我在一家工廠裡遭到逮捕。他們把我的背景弄得很清楚,指控我是『國民黨走狗,美帝間諜』」。
「老徐,你也不是什麼大號人物,一個翻譯官都不放過,也實在夠利害的。」我附和的說。
「何止利害。我在廣西廟門鄉下祗住了僅兩個月,他們都派過人下去查得一清二楚。共產黨對這種事絕不放鬆,不借任何代價,會做得滴水不漏。」老徐說。
「後來你的愛人呢?」
「在我下鄉勞改一年後,怕她牽連受累,主動寫信給她,辦了離婚和她劃清界線,從此未再見過。」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大學同學,她是學化工的。雖然和我離了婚,但也離不了關係,怕是也躲不過一番折磨吧!」他又說:「我們唯一的兒子在十六歲時就去了北疆農墾軍團, 想到我自己的成份從未敢和他聯絡過。」
「亂世啊!一切都已在中國的苦難中滌蕩殆盡」。老徐望著街角遠處,蒼涼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 * * *
金山花園角是老徐熟悉的中國人僑區,在那裡他認識了幾位大陸來的朋友。有一天他約我到花園角說話。
他問我:「聽說花錢找個老黑女人辦結婚,身分合法就能留下來了?」
「.
. .」我沒回答。
「你看這是不是一個法子?」他望著我說。
「你是指望臺灣給你錢,用來找個黑女人結婚?」我心裡想 「我得想辦法留下來呀!」
「我說老徐呀!臺灣會不會給你錢,說真的,我也沒把握。找個黑女人嘛. . .」我還是笑了。
「不是咱們中國人有這麼做的嗎?」」老徐認真的說。
「你以為那移民局不懂咱們老中的把戲?想要辦假結婚,可要真『辦事』才行啊!有了合法結婚也不一定就行得通。」
「什麼是『真辦事』?」老徐睜起大眼問。
我說:「洋鬼子要弄清楚你和黑女人結婚是真是假。就算領了結婚證書後,移民官會不定時的來個『家庭訪問』否則一樣驅逐出境。」
「什麼樣訪問?」老徐聽不懂。我想了一想,不知該怎麼說。
「移民官來的時候,先隔離問話。先問你的『美國黑愛人』她一個月和你Make Love幾次,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是白天,還是晚上,怎麼開始的.
. .
然後再把她支開,回頭再問你。兩人講的話要像拼圖似的要對得攏,說法要一致,那才證明你們是真夫妻。」
老徐打斷話問道:「什麼叫Make Love?」
我說:「Make Love…就是. . .做愛。.
. .也就是英文說的intercourse。」老徐傻了。
「啊呀!徐同志,這個時代有誰不知道Make Love這掛在嘴邊的語彙,肯定你三十年前的老英文已經落伍了,再也不能幹翻譯官了」我笑著說。
「唉!移民官真這樣做嗎?真夠絕的」老徐渾身起了疙瘩。
我解釋說:「你想,一個中國人會和一個黑女人結婚,那裡像是門當戶對,其中必有詐。移民官要查個一清二楚,這一招不也是『絕不放鬆,滴水不漏』嗎!」老徐看著對街那家閃著霓虹燈的性商店,想到移民官要問那樣的話也就打住了。
* * * *
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我打電話找老徐來。
「老徐,你當年可是幫美國人做過事的啊!」我不是在問他,祇是心裡沒主意的重複他說過的話。老徐覺得我這話有些唐突,先是愣了一下。
「怎麼!臺灣有消息來了,他們不相信我?」然後有點氣急敗壞的說:「我尊敬的老弟呀!當年美國馬歇爾將軍來中國調停內戰,在調停會上美國、國民黨、共產黨三方面代表都聽我的翻譯,假得了嗎!現在中共外事局長當時是周恩來當年的翻譯,談判桌上和我面對面坐了一個多月。國民黨一定有人記得我.
. .你們得去查查。」顯然老徐是誤會了。
「老徐,咱們去移民局,現在就去。」我終於這麼說了。
「去移民局做什麼?」我沒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做什麼,祇想著怎麼來幫助他。
在去移民局的路上,我問:「你這次在上海美國領事館申請來美簽證時,填寫的英文名字可是和當年在戰略局工作時是同一個?英文名字拼字沒改變,問話時候有沒有刁難你?」
「用的名字和當年的完全一樣,二十天就順利拿到簽證。」他說。
「那你資料一定進了電腦。」我借機告訴他:「電腦就是大陸上所說的計算機,祇要有資料輸進去,連耶穌上帝住在那裡都能找到。」「別以為洋鬼子都是像電影裡那樣;成天祇會喝酒、唱歌、跳舞,他們做起事來可不含糊」我說。
來到Sanson街的移民局。服務台那人問我要找那一個部門。
「那一個部門?. . .」我自言自語的猶豫起來,看了身旁的老徐一眼,想了一想就說:「請求政治庇護(Politicalasylum)」。
「是Political asylum嗎?先生。」那人重複我的話。
「是的,這位Shu先生請求Politicalasylum」我指著老徐說。
一旁的老徐一聽,愣住了。他一定覺得這事情比他想找黑女人結婚來得更唐突。服務台那個人倒是緊張起來,就拿起了電話。我搓著雙手心裡想:試試看,就這麼辦。
那位移民官主管安德森先生坐在椅子上,聽我說話。先是輕敲著手上的鉛筆,漫不經心聽著。不時地眼望著窗外的漁人碼頭,好像是在數看著過往的船隻,偶而在紙上記下幾個字。
過了一會他和老徐說話。他聽了老徐字正腔圓,語詞雅典,不很流暢的英語講述他的故事,慢慢地把眼光放在老徐的臉上細聽著。
事後,他遞給老徐一張紙,一隻筆。說:「Mr.徐,請你寫下任何你記得的當年在戰略情報局工作時的美國人名字。當然除了馬歇爾將軍之外。」
老徐看看著我,我低聲說:「他要摸你的底」。安德森沒表情的望我一眼。老徐苦思一陣後寫下兩個人名字。
安德森看著紙上的名字又問:「你能否記得Steven的全名,他當時是什麼階級,是美國那一州人?」老徐邊想邊說,但都不很肯定。安德森記下每句話。
老徐突然想起說:「那個叫Steven的外號叫Shorty,是個矮子。而另一人Daniel好像是春田大學畢業,加州人,家裡似有一個牧場…養了許多馬...。」
安德森想了一想,在紙上寫下一個電話號碼,對我說:「你們打這個號碼過去,也許有些幫助。」
出來時發現那個電話是東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號碼。我懷疑安德森不是在把事情推給華盛頓吧。
* * * *
第二天一大早, 老徐就來到辦公室。我撥通了華盛頓電話,對方說:
「這是Tony Fish Market」我一聽,心想怎麼會是賣魚店?
我說:「對不起,舊金山移民局的安德森先生給我這個號碼,是有關一位Hsu先生的事,我不知道要跟誰講話。那人改變口氣說;「Go on﹝你請說﹞!」
我說了老徐的事,對方似乎用心在聽。我問:「你要不要和Victor
Hsu本人說話?他就在這裡」那人說:「我們知道MR.Hsu已和安德森先生見過面,一些資料已傳過來了。我們試試看能做什麼...」說完就掛上電話。
「試試看能做什麼…」我一直在想這句話,該不是石沈大海吧。
大約一週之後,華盛頓電話給我,要我們再去移民局見安德森先生。我們滿腹狐疑的趕去。
進入辦公室,見安德森的手中仍然拿著一隻鉛筆。但是他從桌後面站起來,伸出手來對老徐說:「MR.徐,恭喜你」。接著從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交給老徐,說信封裡會說明一切。
然後安德森改用一口標準中國話對我說:
「Frank,我在臺灣住過,在那裡學過中文,有很多臺灣朋友」。
整個事令我意外。有點被他戲弄了的感覺。
我有點不甘示弱的說:「安德森先生,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華盛頓還保存著徐先生過去戰略情報局的資料,我欽佩你們。不過第一天我們來的時候,你沒說中國話倒讓我意外」。
安德森笑著說:「對不起Frank,那是我的工作方式。您那天你不也說我是在『摸』徐先生的『底』嗎?」我們都笑了。
老徐在一旁拆開信封,裡面是一封由華盛頓傳真過來的信。信上寫道:
「親愛的徐先生:
我們感謝你過去為美國政府所做的貢獻。
我謹代表我的同仁,熱誠的歡迎你今後在美國享受自由和快樂。
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事務科,簽名,一九八○年十月一日。
附言:抱歉你的老朋友Daniel已經去世,Steven還記得你,謹附上他的電話和地址。
老徐讀完信後,熟淚盈眶。老徐就這樣以美國國務院每年保留的五十個「人道庇護」名額下,獲准留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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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後老徐在舊金山過橋遠處工地找到一份築房灌漿的工作。他在洋鬼、黑鬼工人中很有「革命性積極性」工作表現良好,不久也升當了領班工頭。
每日天色一亮,老徐於晨曦初綻時,駕著他用「國民黨的補助金」買的一輛福特舊車,通過金門大橋,開始了他的一天工作。
不久我奉調回台,打電話告訴老徐。他說:「我為你餞行,咱們哥兒倆喝一杯。」 我說:「毛澤東不是說『革命事業不是請客吃飯』嘛!省省吧!」
「別信他娘的那一套,哈哈!」老徐笑起來實在是個滿可愛的人。那次我還是讓他請了那頓飯;我要想和老徐共享辦事意外順利的高興。 回台灣之後跟老徐通過幾次信,未再聯絡。大約是一九八三年我報上看到中共發表了老徐當年在談判桌上的翻譯對手,出任了中共駐美大使時,讓我一度聯想起老徐。假如老徐也知道了這消息會有怎麼個感慨。
如今多年後再見老徐,他已經是美國的公民,三年前自舊金山遷來洛杉磯後,就在遇到他那街的拐角上,當上一家小飯館的老闆。重要的是老徐找到了離婚的愛人,在甘肅油田裡也找到了兒子,現在都已接來美國團聚。
那天老徐堅持我到他的飯館去一敘,我們又說了那句老笑話:「毛澤東不是說過:『革命事業不是請客吃飯嘛!』」老徐接著說:「我的『革命領導』啊!我得向您『早請示,晚匯報』才對」。1998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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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毒了嗎?我沒有狐狸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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