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名投共的國民黨飛行員劉善本

首名投共的國民黨飛行員劉善本

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第一人刘善本将军夫人周叔璜访谈录

﹝文內提及烏鉞﹞

周总理派施剑翘送来生活费 　　当时正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同志得到关于善本驾机起义的消息后，便立即组织对我家的营救工作。一天，外面来了一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吉普车，车子停在我家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位身着黑色香云纱旗袍的女士。她来到门口，把门的士兵马上上前阻拦。士兵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女士没有回答，抬手一个耳光抽过去，并用上海话说:“看清楚了！”说着用手一指车牌。当士兵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黑旗袍女士把敌人叫到一起一通“训斥”。看门的士兵们见来者不善，乖乖地让她进了房门。这位女士进来之后，在楼梯口看见了善本的母亲，她马上掏出一些钱塞到老人手里说:“您拿着花。”进了房门，她叫我的名字。我当时不知她的来意，没有理会她。这位女士又说:“我是共产党、是周恩来先生派来的。”我还是没吭声。只见她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这是你丈夫给你写的信。”我仔细一看，笔迹的确是善本的，当时激动得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看了信，才开始相信她。她见我看完，立即划着一根火柴，把善本的信当场烧掉。只听她接着说:“你写一封回信，我给你带过去，但字数不要写得太长。”我连忙动笔。那位女士又说:“这是生活费，你先留下用。”我接过一看，有金条，还有钞票。这位女士拿上我的信，又让我写了一个“收条”。她问我怀孕几个月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并告诉我她还会来看我们。简短的交谈后，她把信收拾好，走出去对士兵说:“你们要好好看守，要是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说完便坐进车里扬长而去。　　等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同志就是施剑翘。到后来才听施剑翘说，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帮助我们，把她叫到南京，交给她这项任务。施剑翘对周恩来同志说:“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金条、现金送到之后，给您打个收条回来。”　　施剑翘到达上海后，当即给她一个在上海空军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学生打电话说:“老师来了，不安排玩一玩吗？”那位学生说自己太忙，没时间陪老师。施剑翘说:“我自己逛一逛，你给我行个方便。”那位参谋长给她派了一辆车，就是她来我家时坐的那辆。　　施剑翘走后，特务们大概有所察觉，化装成地下党来刺探秘密，但我心里很清楚，把特务骂了一顿。　　后来我要生二女儿海平的时候，施剑翘果然再来看我。她对我说:“你不用着急，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并安排把我送进上海虹口附近的一间德国人开的医院去。产后第二天，施剑翘又给我送来了住院费和生活费。 　　         地下党的同志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 　　身体恢复以后，我不时出门买东西。可一出门就有特务跟踪。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还不时捉弄他们一下。有一次，我看到特务跟得很紧，就突然停下，猛然转过身来。特务收不住脚，一下子直立在我面前。我把怀抱的兰平递给他说:“我累了，麻烦你帮我抱一抱孩子。”这一招，让那个特务十分尴尬。　　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的营救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有一次，我带着兰平去买菜，后面跟着一个女子，拿着和我一样的篮子，我买什么她就买什么，我买多少她就买多少，当时觉得挺奇怪。等我买完菜，正准备出菜市场的时候，那个女的也往外走着。菜市场的门口人很多，特别拥挤。我感觉自己的菜篮子被人拿去又送了回来。我怕引起跟踪的特务注意，没有低头看，径直赶回家里。等到进了厨房，将菜都倒出来后，发现最底下竟然放着一叠钞票。这时我才知道，刚才那位女士是来帮助我们的地下党同志。　　此后，地下党的同志经常化装成各种身份，给我们家送来接济。四川老家给我寄过一次钱。自那次以后，时常会有邮递员光顾我家说:“刘太太，又有您的汇款。”后来才知道，其实家里只汇过一次钱，其他的钱都是地下党通过邮递员送过来的。还有，当时我的弟弟和妹妹在南京上学，妹妹来看过我一次。这件事过去不久，就有两名我方地下工作者来看我。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说是我四川的亲戚，给我留下一笔钱后离开，丝毫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善本起义后，他原先所属八大队主管“政工”的干部经常到我家里，要我“交待”，询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善本到哪里去。我就对他们说:“是你们派他出去的，为什么和我要人？我还想和你们要人呢！”他们又威胁要把我押解到南京受审，我说:“我不管到哪里，都说是你派他出去的。你不让他走，他能走得了吗？”敌人见此计不成，就想利用我们作“诱饵”，抓捕前来营救的地下党。后来他们发现，虽然没有经济来源，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却还在维持。此后敌人就常到家里问“经济来源”。我就告诉他们说家里的用度全靠卖家具、卖衣服维持。敌人问不出什么，但怎么也不相信。一次，敌人用枪指着我大女儿兰平，吓唬她说:“你爸爸走了以后，你们家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兰平虽然只有3岁多，平日里寸步不离开我，我和地下党的同志谈话的时候她都在场。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幸好兰平虽然被吓哭了，说的话却按照平日我教的话一模一样，我才长出了一口气。

决定回到四川老家 　　国共和谈破裂后，我党同志准备撤离。周恩来同志在撤离前夕还挂念着我们，派人来对我说:“我们走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不如让孩子的奶奶和叔叔们先回山东老家。由于敌人严格限制我们的人数，来的时候几个人，走的时候还得是几个人。但是，一个孩子恐怕问题不大。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不如你把大女儿交给我们，我们把她带回延安，交给你丈夫。”可是兰平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身边，这件事就此作罢。地下党的同志为了我和孩子的安全，又劝我带着孩子回四川老家。我同意了。 　　当时我们能离开上海，除了地下党同志们的帮助外，乌钺也起了很大作用。乌钺是满族人，和善本在航校是同学。善本起义后他对大家说“太平(同僚因为刘善本从来不出事故，给他起的外号)一家老小过得不容易，大家帮一把，凑一凑钱吧。”此后他经常发动八大队的同僚给我们家募捐。 　　他的夫人名叫黄丽蓉，是我的中学同学，而黄丽蓉的父亲是黄杰。利用这层关系，乌钺出面请汤恩伯吃饭，对他说:“她一个家庭妇女，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让他们走了算了。”汤恩伯应允了此事。　　得知可以回四川老家的消息后，我开始准备。为了筹集路费，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幸而家里还有不少善本带回来的镀金餐具、席梦思床等美国货，很快被人买走。有一套善本的奶白色西服，以前毛邦初经常来借穿。他打来电话说:如果愿意卖的话，出价多少都可以。我就把西服卖给了他。善本从美国带回来三个照相机，最好的一个带去延安，家里还留着两个，为了凑路费，都卖了。 　　送善本的母亲她们回山东老家后，我们母女的路费又成了问题。我们当时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质量、地理位置都不错，正好当时八大队有飞行员两家合住一栋房子，但两家人经常闹矛盾，其中一家要搬出来。善本的一位朋友对那家人说:“房子是现成的，你要是给她们买张回四川的飞机票，你就可以住她们的房子。”那家人一听，马上买了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儿童票交给我们。当时我的二女儿才3个月大，不用买票。 　　和善本团聚的日子就快到了 　　 刘善本全家福 　　我们离开上海，一路被特务“押送”，到达重庆后，先去警备司令部“报到”。孩子的姥姥特地赶来接我，我和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旅店住，那间旅店是我父亲生前做生意时常住的。但是，过不多久，店主就对孩子的姥姥说:“周老夫人，周老爷子是我的老主顾，但实在没办法，上边说您几位得马上走。”于是我们只好从重庆坐船回到丰都老家。下了船，马上有人过来说:“先到县政府去报到。”到了县政府，我和女儿就被软禁起来。为了让我和女儿回家，孩子的大姨夫(当地的名医)借给“县太爷”看病的机会乘机疏通。“县太爷”说:要想让我母女回家，必须亲戚十家人联保，除此之外，还要“出一大笔钱”。孩子大姨夫回家后马上召集亲朋好友“出保”，当然那笔钱是不能少的。这样，我得以带着女儿们回到家中。 　　回来后，我在孩子大姨夫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并定期接受当地国民党政府的“调查”:看看我的“表现如何”？一家人有没有逃走？一天，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四十七军的人看上了孩子大姨夫的医院，来了一帮人，想要强占。家人据理力争说:“你们打不过共产党，就会欺负老百姓！”但四十七军的人威胁说:“你们说这种话就是通共。”正在他们要动武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位熟人。他名叫聂约翰，原来在八大队搞机械，在兰州就和我们认识，当时他是四十七军的情报处长。聂约翰对着那帮人说:“走走走，这里是医院，将来大伙儿看个病什么的方便。到别的地方去。”说着将那帮人赶走了。 　　聂约翰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以后他经常来医院“拉拉家常”，或是“看病”，实际上是告诉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和善本的消息。他告诉我去听解放区的广播。我去了自己的母校适存学女子中学，学校是我父亲生前主要投资兴建的，通讯设备先进，师生的思想非常进步，我的很多同学都去了延安。在广播里，我得知善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作为解放军总部代表在会上发言，记得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心里一直就是觉得感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学校里，我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激动得不得了，觉得和善本团聚的日子就快来了。 　　终于在东北和善本团聚了　　四川解放前夕，聂约翰和另外一名同志在一天晚上来找我，说他们已经暴露，必须尽快撤离，问我有没有衣服给他们换一换？我马上和女儿把去世多年的孩子外公的衣服拿出来。聂约翰又向我要些钱路上用。但是，当天晚上我已经结完账，柜上已经没有钱了。我就把孩子们存的压岁钱交给他们，并摘下自己的金手镯和金项圈，让他们在路上卖了作路费。家里人则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走水路，码头有敌人。后山和秦岭连着，你们只要翻过后山就可以进入陕西解放区。”(后来聂约翰见到善本，提起此事，执意要把钱还给他。善本却对他说:“不要还了。要是都要还的话，党为了营救我的家人花了那么多钱，我可怎么还呢？”)聂约翰又再三嘱咐我:“敌人要搞大屠杀，他们的名单中有你，你们也赶快躲起来。”随后和另一位同志转移了。得到消息，我马上通知“联保”的十家一起逃走。我们趁大清早没人看见的时候动身。十家人不能一起走，那样目标太大。所以大家各自行动，往山里去。我和母亲、孩子们想先躲到佃户家里去。但到了那里后，发现国民党兵正在抢粮、抓壮丁，就又逃入后山竹林里躲避。我们还是觉得目标大，于是分开:孩子姨夫带着家人躲到附近山洞里，我带着孩子和一名保姆继续前行。途中孩子累得不行了，小腿都磨得红红的。我就鼓励他们说:“再忍一忍，你看前边有人家了，咱们到那里去，就有饭吃了。”到了人家，我们央求他们给做了一顿饭，吃了一顿猪油炒榨菜叶子和粗面挂面，但孩子们觉得非常香。 　　解放军的攻势势如破竹，没几天，二野部队解放了丰都城，通知逃难的百姓都回家。我带着两个女儿到县政府去，军管会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他拿出敌人的档案，当着我的面将其焚毁，说:“你们自由了，想到哪里去都可以。”以前张治中在北平谈判期间，国统区和解放区恢复了一段通信。善本记得我家四川的地址，给我写过一封信，还寄了优待券，可以在解放区免费坐轮船、火车。但信到的时候我已经逃离家中，所以没收到。丰都解放后，可以自由通信，我终于知道善本在东北，高兴得不得了。我马上准备北上，去和善本团聚。但想东北当地特别冷，就和家人给孩子们织毛线帽子，做棉大衣。我们先坐小火轮到重庆。当时虽然已经解放，但残匪还没有肃清。火轮上都有解放军架着机枪保卫。我们的船沿途和土匪激战了几次，我们船后边的另一艘船，由于被敌人放了定时炸弹，爆炸了，但我们这只船还算幸运。可是当时流行麻疹，我得过麻疹，因此临行前抽了自己的血当作抗体给孩子们打上，但二女儿在途中还是被传染了。到了武汉，我们换乘火车去北京。在北京，我去找空军航空局的同志联系。他们都见过或听说过善本，对我十分热情，没要钱就把去哈尔滨的火车票给了我们。 　　在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秉璋的帮助下，我和孩子们登上了北京开往哈尔滨的旅客列车。火车出了山海关，我们母女碰到一名解放军战士，他问我大女儿去干什么。兰平说去找爸爸，并说爸爸也是解放军。那名战士问:你爸爸叫什么？兰平说叫刘善本。这位战士一听，马上报告了他的首长。他的首长是薛少卿，碰巧去长春，他和善本都在空军。他来见了我们，高兴地说:“老刘知道你们来吗？”我回答说在北京给他发了电报。薛少卿说:“现在地方的电报还没有完全整顿好，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见我着急起来，他马上说:“这样吧，我到了长春后赶紧给老刘打电报，让他去接你们。”说着请我们一家到餐车吃了饭。 　　老薛的电报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天早晨6点，我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时，善本带着警卫员来接我们母女。分别四年的我们终于重新相聚。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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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刘善本和周宇驰

20世纪50年代头几年，我和他们曾在空军某航校共事，知道一些情况，现介绍如下：  （一）  1949年春，我随中共中央青委离开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进入北平。开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团中央后，我留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室主任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兼。同年12月，组织上宣布，把我调到空军某航校担任政治教员。我有点感到突然，后来才知道，空军新建，要办若干航校，以培养大批空、地勤人员。空军的学员有大量知识分子，因此空军党委向中共中央申请，要求从华北联大（人民大学前身）和中央团校等校调一些教员来航校当政治教员，政治、文化水平要求都很高，这个申请，经毛主席批准，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和空军司令刘亚楼等选调，我在团中央，也被选上了。  我到航校，校长几经更选，不久，上级派刘善本来当校长。 刘善本，原是国民党派去美国培训后回国的飞行员，他思想进步，反对内战，于1946年6月26日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美制B24式530号轰炸机起义，飞向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热烈欢迎。此事震惊中外，给蒋介石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严重地动摇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心，引起了连锁反映，不久，又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俞勃驾机起义，飞过南京蒋介石总统府上空时，还投了几颗炸弹，吓得国民党官员们胆战心惊。后来，又有邓兆祥率领当时最先进的军舰“重庆号”全体官兵起义。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义的很多很多，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对促使蒋家王朝迅速崩溃，起到重要作用。  而刘善本则是技术兵种起义第一人，带头人。1949年2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老实说，过去许多人对国民党飞行员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们都是一些骄傲自大，飞扬跋扈的花花公子。  但刘善本到航校和大家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人们的印象大大改变。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但老成忠厚。有教养，作风谦虚，待人诚恳，而且教学有方，因此深受航校同志们的爱戴。  当时航校学飞行驾驶的相当大一部分学员来自陆军战斗部队的班排级干部。他们年青，作战勇敢，但文化程度比较低，对“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等一类比较抽象的理论不容易学懂。刘善本多次要求教员们要耐心，谆谆善诱，他自己还作示范。为帮学员学习，他和教员们一起造了许多教学模具、模型、进行形象教学，起到良好的作用。  我们航校地处东北，冬天机场很冷，但刘不怕严寒，经常到机场去，和地勤人员一起检查飞机发动机和各种机械，发现故障，就和他们一起拆卸，修理和安装调试，还结合实际，给他们讲各种机械原理。大家发现，这位留洋回来的校长不但知识渊博，而且和蔼可亲。  他经常对空勤人员说，空勤、地勤人员都是平等的，地勤人员十分辛苦，空勤人员应尊重他们的劳动，不要学习西方国家有的空勤人员歧视地勤人员的恶习。  那时，从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人员（包括俞勃在内）很多都在我们这个航校从事教学等工作。刘善本鼓励他们学习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还组织他们进行文体活动，唱革命歌曲。我还记得在一次文娱晚会上，刘和他们一起唱《新民主主义青年进行曲》：“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毛泽东领导着我们，向反动派坚决斗争。千万青年，跟着毛泽东，永远向胜利，永远向光明！”歌声中充满着豪情，可以看得出，刘善本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充满着崇敬，对新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后来，刘善本被调到空军某师任师长，这个师的空、地勤人员大多是我们航校毕业的学员，刘现在是他们的领导，又曾是他们的老师，所以，全师上下都很团结。有一次，该师打了胜仗，捷报传来，我们全校欢喜若狂，大家都觉得，这些年的辛勤工作，结出了丰硕果实，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时领导派我带几个同志和一些慰问品到该师慰问，见了刘师长，我们祝贺他平时严格要求，训练有方，指挥得当，因此打了胜仗。他却说，飞行员们作战勇敢，地勤人员吃苦耐劳，这是大家的功劳，也是在航校时良好的训练和你们政治教育的结果。他还检讨了自己工作上的一些缺点，丝毫没有居功自傲的表现。  回航校不久，我被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当编辑，接着就是反胡风、肃清反革命、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狂潮席卷中华大地，被批斗的人数以千万计，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被整死的很多很多。在这狂潮中，我被打成“极右”，九死一生，有时想起航校那段生活和同志们，也想起刘善本，但已恍如隔世了。  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帮”才得以被粉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当时，被“解放”幸存下来的人们第一件大事就是到处打听，过去的老同志、老熟人和老朋友们怎样了？死了没有？当知道不少的老同志都已被折磨死时，幸存者热泪盈眶，相对唏嘘不已。 至于刘善本，像他这样出身和历史的人，大家猜想，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他果然被折磨死了。  听说，文革前他从部队调到空军某机关担任训练和教学研究工作，文革期间，他被关起来受审讯： “国民党有许多飞行员，为什么单挑你去美国受训？是不是你和蒋介石有特殊关系？” “你在美国学习期间，认识哪些教官？哪些同学？还有什么朋友？你们有些什么阴谋勾结？要详细交代，还要按照日期写出各个阶段的证明人。”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逼人于死地的，还有更难回答，更令人痛心的问题：  “你在国民党空军中是受宠信的，受提拔的，如果你跟蒋介石走，你肯定会得高官厚禄，升官发财，为什么抛弃这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奔延安吃苦？”  被这些问题折磨，他一片赤诚投奔革命，反而因此被怀疑，被迫害，他太痛苦了，决定以死抗争，1968年3月，他含冤去世了。  刘善本驾机起义的实际行动，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对人民事业的热爱？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可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这些英勇的行动却被认为是可怀疑的因素，可被迫害的因素。 在某些人看来，所谓“唯物论”，就是人们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享受而活着的。这些人自己，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革命的。于是他们以自已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就怀疑，刘善本（以及其他剥削阶级出身的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拥有很高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有高官厚禄的前途，为什么还要参加革命吃苦？肯定是为了自己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和以后更高的官运，这就只能解释为拿敌人津贴的“间谍”、“特务”了。如果有人辩解说：“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贯表现很好呀！甚至有的还是负过伤，立过功呀！”回答说：“这是伪装，甚至是苦肉计，企图长期埋伏，危害更大！”  于是这些人就用这样思维定格去看待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不知道也不承认许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了崇高的理想。  建国以后，毛泽东抓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以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多次政治运动。毛的阶级斗争的口号正反映了和迎合了上述的某些人的观点，而当权的又大多数是他们。于是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受迫害就不可避免了。  解放初期，我党曾提出过“个人出身自己不可以选择，但道路自己可以选择”，“我们是有成份论，但不是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这些口号曾鼓舞了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努力工作。但实际上许多地方执行的是唯成份论，或者在档案里装的是根据成份作出的评价：“阶级异已分子”、“内控不得重用”，等等，许多同志背了几十年的黑锅，自己还不知道。  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抗战初期，就在中学参加了中共，在西南联大，她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她为了躲避白色恐怖，她跑到贫苦的农村继续干革命，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后，她任团中央少年儿童工作部部长，她曾“现身说法”，说明党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的政策。当时许多青年受到感动。但她自己在文革中，正是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而被迫跳楼自杀！  文革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更不知害死多少无辜！  连刘善本这样曾驾机起义，为革命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作出过巨大贡献、打过胜仗的人，也因为出身和历史问题而不能幸免！  （二）  周宇驰，又名金培，本是冀东一个县的初中学生，后来参加了我军地方部队某团，不久，这个团被编入四野某兵团，而该兵团及其所属的某些师、团的机构并入空军，于是周宇驰就成为我所在的航校的政治部宣传科的干事，连级干部。  我来航校，本来是担任政治教员的，后来兼任宣传科、文化科的副科长。我们这个航校规模相当大，除了大批的空、地勤教员和学员外，还有司、政、供（后勤）卫机关和大批警卫部队，还在附近几个县，有几个机场，有不同的机种，供飞行学员从初、中级教练机到正式战斗机逐级学习（这样一到部队就可以参加战斗），每个机场也各有空地勤教员、司、政供、卫一套机构和大量警卫部队。  在宣传科、文化科下面有几十个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还有几十人的文工队，政治教员要分别到各机场的给学员、干部和战士上政治课，文化教员要给出警卫部队的战士上文化课，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和高玉宝的“我写我”的经验。当时总政、空政对这些都抓得很紧，规定时间、进度和要求，还不时派人来检查，教学效果也相当好。文工队则要到各机场轮流演出，放电影。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平常要备课，教课，还要示范教学，互相切磋，批改作业，等等，总之，大家都很忙。  那时，部队对知识分子级别控制很严，教员们大都是高中毕业生，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有的大学生工作好几年了，还是副排级、排级，所谓“兵头将尾”，也就相当于地方二十几级吧！但大家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的伟大事业，仍然努力工作。  周宇驰当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为是从部队出身的，以工农老干部自居，他有些小聪明，能说会道，很快就当上了政治部的党支部委员。他文化低既不能讲课，又无专业知识，在大家忙碌时，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抓阶级斗争。窥伺领导的风向，成了他的专长，其手段是翻阅教员和文工队员们的档案，有时候叫他们反复写“自传”，从中发现他认为的某些“问题”或“矛盾”，就记在本子上，并向领导加油加醋地汇报，这样就使领导得到印象：教员和文工队队伍严重不纯，而周宇驰则是阶级斗争觉悟高，原则性强，看问题尖锐。  教员们也有休整的时候，本应该放松休息，恢复精力。但周宇驰却抓紧时间，以领导的名义，组织学习。所谓学习，只是“幌子”，其实就是政治审查，要大家写自传，写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等。提出要“向党交心”，口号是十分响亮的：“你要党相信你，首先你要相信党”，“你把一切问题交代了，就表明你相信党，党也就更加相信你，以后可以更加了解你，提拔你”，“不管什么问题，交代出来不会处分，还会取得党的信任”，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一切情况，无论大小，那怕一闪的私念，都要坦白。于是有些人为了取得党的信任，就把自己曾祖父辈当过什么官，有过什么剥削，有的把自己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的从未见过面的远房表亲都交代出来，有的把自己在小孩时因为老祖母多病，曾到“吕洞宾”祖庙烧香祈祷祝祖母早日康复等等。也作为“问题”交代出来。抓到这些“材料”以后，周宇驰就变脸了，违背了在动员学习时作出过的诺言，把这些“问题”上纲上线，往死里整，把这些人作为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社会关系复杂，不可信任分子，吕祖道分子……等等，整得个个痛哭流涕，万没有想到，对党交心会得到这个结果，伤心到极点，有的受处分，有的被调离，对于没有受处分的人，周宇驰说：问题还抓在组织手里，以后还要继续审查，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事实证明，这些青年都是抱着满腔热情参军的知识分子，整来整去，其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的“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对此，我曾向领导提出过意见，领导说：你就分工管好你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工作由金培抓，你们知识分子容易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金培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能发现问题，等等。使我无话可说。  这样，周宇驰就凭他敏感的嗅觉，窥伺方向的本事，踩着别人的肩膀，获得“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的 “美誉”，一直往上爬，文革前就爬到空军司令部处长的高位。林彪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首先抓空军，1967年派儿子林立果来空军穿上空军军装，不久林立果又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又任命 “阶级觉悟高”的周宇驰当林立果的“秘书”。吴法宪为拍林彪的马屁，宣布“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林立果同志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周宇驰立刻抓住这个往上攀爬的好机会，于是，在各种场合下，他反复大力宣传，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中猛烈地刮起来：“对林立果同志的态度和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 ，“要处处捍卫林立果同志！”“要踏踏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对林立果同志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周宇驰就靠这样的吹捧手段，他自己也从处长的地位爬升为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并且获得林彪父子信任，视为心腹中的心腹，让他参加绝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五七一者，武装起义也）的制订，让他多次带着林彪的“口谕”向林彪反党集团“各路诸候”传达林彪父子谋害毛主席的行动计划（包括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毛坐的火车；用高射炮横射毛的火车；调林的心腹“教导队”以有坏人要害毛主席为借口，制造混乱，趁机往毛的车厢冲去；趁毛接见时，进行暗杀等等）。  但是，这一切阴谋都没有得逞，1971年9月13日，林彪父子得知阴谋被发现，驾机外逃，截戟沉沙。同日，周宇驰和林彪集团的另一个死党于新野一道强夺乘直升机外逃，被发现迫降，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和周宇驰夺枪搏斗，被周杀害。迫降后，周、于不肯投降，自杀，结束了他们可耻的一生。  周宇驰的实例说明，那些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专门整人的人，并不是对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有什么感情，而只是窥伺毛泽东一再号召阶级斗争的风向，是一种投机行为，以达到自己往上爬的目的罢了，其内心是十分肮脏十分黑暗的。 ------------------------------------------------------ 向红：回忆我的父亲周宇驰 按：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作者向红是周宇驰的女儿。据“维基百科”等资料：周宇驰（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乐亭县人，曾任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40年前，我已经下了结论：从政治生命这个层面上讲，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父亲死去了。遗憾的是，40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的预言。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与之40年的渊源，我想尝试一下管中窥豹，来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却不能走得太近，否则深陷其中，枝枝蔓蔓，历历在目，只能看到一家一户的离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纠结？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爷爷、爸爸与我 　　我奶奶讲，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的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他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式——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的空司大院。 　　那是1963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妈妈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1964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受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的江湾，到西南角的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的快乐；妈妈也觉得在上海那段日子，是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二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说是北京的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成“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自我父亲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父亲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前因后果。 据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进行心得讲用。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他父亲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省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上，见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1970年5月20号，早上程洪珍开车到中山医学院，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所以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翻译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哗啦哗啦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迭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大会，我坐着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讲话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原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会这样啊……要是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 　　 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还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第一次觉得熟悉的父亲那么的陌生；后来慢慢想通了一点，逐渐地，我们开始走近我父亲。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9月5号，是个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都聚在客厅和张亚青阿姨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答，但我的性格内向，就爱胡思乱想，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12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什么叫“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 何等的天真烂漫。 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着的是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到了，马上搬着櫈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传达完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面的几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幸亏我还知道人民大会堂是开大会才用的地方；天安门是节日或接见群众时才用的，平时上面没有人；“中央”二字对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应该在长安街上的新华门里面。 　　何等的幼稚可笑。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没头没脑，倔倔地说了两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17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他坐下来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诱导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8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是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境地，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不幸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很多人描述过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也听出了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他不是“党办的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接下来的40年里，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9月10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9月12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同时被搜去的还有一块林立果送的劳力士金表，据说世界上只有60只，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一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以前哥俩碰在一起就经常辩论。 1969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告诉他，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此时，他只有安慰哥哥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他反驳道：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1971年9月12日的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 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了”，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据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们俩人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青涩过、失落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有“破罐子破摔”。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尽力了，他想做到忠孝两全。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去遵循道义，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虽死犹荣。 　　 40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不难发现，除了可以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大政背离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真话，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的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善于独立思考，终将难掩其独特的锋芒。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它的历史使命也没有终结，对于专制的统治者们来说，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会满怀眷恋地俯瞰这片大地，一定会深深关注这片大地上的四季风云，他们一定希望党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国家有序发展，一定希望军队越来越强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额手称庆，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亲他们没有完成的心愿。请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40年前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吧！ ------------------------------------------------------- 刘善本 刘善本（1915—1968），山东省昌乐县泊庄人。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附中，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任作战参谋、上尉飞行员。抗战初期，随这支远程轰炸部队袭击日军。1943年被派往美国学习，1945年春，取道印度，绕道卡拉奇“就地待命”。1945年春准予驾机回国。1946年6月26日，他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巧妙地摆脱地面控制，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总司令还把他请到自己窑洞里作客。 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驾驶42架飞机起义。周恩来总理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1946年9月22日， 毛泽东主席在其办公室接见了刘善本，让他到东北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与他合影留念。1946年9月，他赴东北参加创办全国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的工作，被任命为副校长。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他驾机领航，接受检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曾经组织过人民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并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作战法。 他先后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华东空军混成四旅副旅长、航空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对新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成长和壮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获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2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3月10日去世，终年53岁。197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平反昭雪，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人物生平 1946年6月26日，正当国民党政府不顾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建国的一致愿望，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时候，原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驾机起义，飞向延安。刘善本同志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惨遭迫害、不幸逝世。我们这些曾在刘善本起义后的不同时期与之共过事的人，深深怀念这位好同志。 刘善本同志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农村。1935年，刘善本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考入了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这支远程轰炸机部队的爱国将士，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也曾奋起为民族做出过壮烈的牺牲。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主义”，八大队在撤至河西走廊、兰州一线后，便再也没有飞向抗日前线。 刘善本自幼聪颖好学，秉性刚正。1932年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部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学校进步组织和抗日爱国运动。1935年毕业时，面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命运，在“航空救国”的思想影响下，考入航空学校。同年夏到南京小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空军入伍生营”学习陆军知识。一年后，转入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在那里完成了初级飞行训练。1937年3月，又转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总校（1938年7月改为空军军官学校）中级班进行中级飞行训练。1938年底，毕业于该校轰炸科，后在成都空军轰炸总队、第六大队和第八大队任准尉、少尉、中尉飞行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刘善本所在的轰炸机部队被撤到河西走廊、兰州一线，没能飞上抗日前线。他团结一些飞行员，坚持锻炼身体，刻苦钻研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等待着抗日报国的机会。 [1]  刘善本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和密友李鑫淼等曾打算去找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探寻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但未能如愿。于是，他便团结一部分飞行员，坚持锻炼身体，刻苦学习技术，等待为抗战效力的机会。 1943年初，刘善本作为副驾驶兼领航，参加青海大河坝、玉树、昌都的航线试飞。在大队长蔡锡昌因高空缺氧昏厥情况下，刘善本临危不惧，沉着驾机安全飞回，为在高原玉树建立第一个航空基地立下功劳。同年秋，他和二十四个空勤机组人员被送往美国学习，先后在4所航校和基地进行B—24型轰炸机飞行训练。他曾对领航计算尺提出改革意见，获圣地安娜航校奖励。 1945年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刘善本驾驶一批美国制造的B—24型轰炸机，取道印度回国。飞到巴基斯坦卡拉奇时，被指令“就地待命”。眼看着与日本侵略军最后拼搏的机会没有了，他非常失望苦闷。 当时，抗日战争已露出胜利的曙光。刘善本壮怀激烈，一心要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献上自己的满腔热血，但他又一次地失望了——在卡拉奇，他们突然接到了“就地待命”的命令，而且一“待”就是六个多月。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才被准予回国。6个月后，国民党当局才准予他们回国。他目睹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蓄意制造内战的现实，对国民党当局完全失望了，思索着如何对国家、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 原来，一向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当局所关心的，并不是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而是要保存实力，消灭共产党。刘善本等人回国后便被派去赶运军火。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政府的当权者们一心只想着“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竟然连湖南一带发生严重水灾，三百万人流离失所都置之不顾了。 早在美国学习和在卡拉奇“待命”期间，刘善本就曾私下阅读过英文版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后来，他又得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在该书中的第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曾引导他思考过许多问题。他亲眼看到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进行的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刘善本彻底惊醒了，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再也不能迟疑、不能沉默了！ 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严正声明，反对美国政府军事援蒋，挑起中国内战。第二天，在南京发生了十万群众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民主建国，却遭到残酷镇压。当时叫做“下关惨案”。6月26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调集30万大军进攻解放区。出于对全国人民正义愿望的支持和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抗议，就在这一天，刘善本利用由昆明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巧妙地摆脱了地面控制，在同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同志的配合下，冒着生命危险，驾驶530号B─24型轰炸机安全飞抵延安，完成了“标志着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新高潮”（朱德总司令语）的伟大义举。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空军被称为“天之骄子”，飞行员的生活是很优裕的。刘善本又素以学习成绩优异、飞行技术超群而负盛名，在一般人眼里，他更是“仕途”坦荡，是当时国民党空军中令人羡慕的佼佼者。然而，刘善本却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宁肯同当时还处于弱小一方的解放区军民一道，钻山沟、住窑洞，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延安，刘善本及其机组人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临欢迎大会，接见机组人员，朱总司令还把他们请到自己窑洞里作客。那时的解放区还不可能像我们今天对待驾机起义的同志那样，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连延安商界联合赠送给刘善本等人的那份“厚礼”，也不过只是“香烟一条、饼干五包”而已。然而，刘善本却为自己能生活在人民之中而感到了真正的满足。8月14日，他以“这里的人情充满了温暖”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广播讲话，表达了他决心同党和人民一道战胜困难、迎接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刘善本的起义，发生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远不再是单纯个人的行为了。正如当时一位诗人所写的：“这是一声响亮的信号”，它宣告“人民不朽，正义不朽，在黎明的号角里，一切魔怪都要退掉！”它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斗的各解放区军民，也促使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之心的广大官兵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2架飞机、100余人起义。单是刘善本原先所在的第八航空大队，从1948年到1954年的七年间，就有杨培光、俞渤、谭汉洲、谢派芬、阎磊、刘焕统、徐骏英、张雨农、毛履武、唐宛体等十数人先后驾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时隔三十多年后，一位1948年驾机起义的同志。回忆往事，仍十分动情地指出：“刘善本同志是我们这些从国民党空军中起义过来的人所景仰的先驱，是一面正义者的旗帜。他引导了我们不少的爱国志士飞向人民的怀抱，走上了不平坦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1946年9月底，他受总部委派，赴东北参与创建解放区第一所航空学校，于1947年2月到达黑龙江地区密山县东安镇，被任命为航校副校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又经常有敌机来袭扰。刘善本吃苦在前，主动作起义人员和教职员的思想工作。亲自兼任教官，既讲航空理论又教实际操作。教学设备缺乏，没有教材，他设计出计算尺模型，编写了《领航学》、《仪表学》等教材。还设计制作了测风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航校、航空部队还广泛应用。在航校工作期间，不仅担负繁重的管理、教学任务，而且经常执行紧急的飞行任务。 1947年8月，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命令，完成了空运地图的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1948年冬，锦州前线缴获一架C—46型运输机，飞机破损严重，他为在航校增设C—46型飞机训练，冒着生命危险，驾驶这架飞机飞回航校。 194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善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24日，毛泽东主席宴请傅作义、刘善本、邓兆祥等国民党起义人员。指出：“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49年10月1日，在举行开国大典时，刘善本驾驶C—46型飞机作为空中分队的领队长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在老航校的基础上组建6所航空学校，刘善本任第一航空学校校长。 1950年6月，速成班学员毕业，他率领这些学员组建华东空军第四混成旅，任副旅长。 1951年11月，以第四混成旅第12团为基础，扩编为航空兵第10师，刘善本任师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航空兵师长率部参战，曾组织过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并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等战法。 刘善本具有高超的驾驶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战坚毅果断，为人豪爽热情，遇事严谨求实。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空军少将军衔。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还曾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 “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吴法宪一伙进行坚决斗争，不顾个人安危，上书揭露林彪、吴法宪反革命罪行，结果遭到秘密关押和无端审讯，以及残酷迫害，于1968年3月10日不幸逝世。终年53岁。 1975年10月，空军党委作出决定，为刘善本平反，恢复名誉，并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飞虎队英雄与投共飞行员的失足之恨-周训典

中美混合团第5大队中美军官的合照。

对抗日战争历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中国人，对于“飞虎队”一定不陌生。它的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是二战期间主要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帮助中国抗战的空军部队，主要在中国本土和缅甸与日军作战。

该航空志愿大队由美国退休飞行上尉陈纳德负责，1941年，他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通过租借法案从美国得到了100架战机，并在美国招募了100名飞行员。

起初，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提出，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由于中国 大陆居民从未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中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正式命名为“飞虎队”。

飞虎队英雄周训典壮志凌云

飞虎队的英雄有不少，其中有一个叫周训典。1921生于宁波的他，为了保家卫国，在1939年12月，考上了由国民政府空军开办的航空机械学校；1941年，他又经过严格考试，考入了第十五期航校留美军官班。其后，他与71名合格的同学前往美国受训，接受了正规的飞行理论和飞行实践训练。

1944年7月，周训典与第15期第5批留美飞行员一起从美国顺利毕业回国抗战。他们被编入美国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联队第五大队，即飞虎队，周训典被分在27中队。

从1944年7月回国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周训典一共参加对日空战71次，击落日机2架，炸毁地面日机40架，军车23辆。中美双方鉴于其参战次数和卓著战绩，授予了他各类奖章和勋章13枚，其中，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就是以罗斯福名义授予的。

多次出生入死的周训典在后来的自传中亲笔写到：在执行每一次任务时，我总是认真的、负责的，没有考虑生死的问题。只想出一口气，狠狠地攻击目标。“凌云壮志、长空万里，凭个人愿望行动，干得痛快，只要击中敌人，死了也是痛快的”。

1945年9月9日，周训典在空军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的带领下，护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南京，参加受降仪式，得以亲眼见证了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那一年，周训典才24岁，却早已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抗战胜利后，周训典与同学钱承评结婚。他们原本希望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却不料中共挑起了内政，周训典再次投入了战争。由于国民党党内腐败，心怀不满的周寻机脱离了空运部队。

被中共欺骗虎落平阳

上海陷落后，周训典看到中共华东军区航空处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公告》，公告上称：“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可到华东区军区航空处登记报到，愿意参加工作的，将酌情安排工作；愿意回原籍的，则发给路费，可以回家。”周训典在犹豫徘徊中，为中共在上海所制造的“为人民”的假象所欺骗，加入了中共空军，并深受器重，专门护送中共领导人到各地巡视。

中共建政后，周训典被点名调到新成立的天津航空训练大队任职，培养飞行员。他在飞行训练中，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其过硬的技术让人赞叹。为中共在开辟西北航线以及培养飞行员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周训典，因此多次受到嘉奖。

1964年，周训典随航校调往四川，妻子儿女仍住在天津。从那时起，他和家人就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年只有两次小聚：一次探亲假，一次利用疗养间隙回家小住。

文革被打死尸身被狗吃

1966年文革爆发，1967年春夏之交，周训典在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后回天津探望妻子和孩子，不料回单位后，却被扣上了参与“阴谋驾机外逃集团”的罪名。从1968年起，他被实行隔离审查。

刚开始，周训典还能通过书信，让家人得知他的一些情况。他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已经如此局面了，案情越搞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各人在压力之下，力求彻底、详细交代，取得“从宽”，竟不顾客观，不顾他人而凭空捏造，互相牵连。竟有人在交代中说我曾经在1967年10月请假回天津，利用假名企图从陆路或小路逃亡外国。”其后，家人与他彻底失掉了联系。

1970年5月2日，这位没有死于与日军空战中的飞虎队英雄，却在被审查期间活活被打死，时年49岁，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另一位“两航”投共人员何莹的家人何婉如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何莹、周训典被送去拉大车，每次必须拉米、拉煤、肚子饿了只能买个咸鸭蛋充饥。后来，飞行主任周训典被活活打死，他们就悄悄地把他埋在田里。因是偷偷摸摸，埋得太浅，后被狗拖了出来……”

首个投共的飞行员刘善本自寻死路

抗战期间，与“飞虎队”并肩作战的还有国民党的空军，其中有一个人叫刘善本。1915年出生在山东的刘善本，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作战参谋、上尉飞行员。抗战爆发后，他所在的飞行大队先后在成都、兰州等地服务。1943年他被派往美国学习，1945年抗战结束后，他驾驶着美国赠与的B-24轰炸机，经印度和巴基斯坦回国，参与国共内战。

早在刘善本高中毕业那一年，曾在一本杂志上读过美国记者斯诺写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对毛印象深刻。回国后，他又在书摊上发现了毛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并相信了其谎言。其后他开始秘密收听延安广播，在听到中共欢迎国民党军官、士兵投降并受到优待的消息后，尤其是听到毛所言的“中国的和平民主乃是中国人民神圣权利所在”的声明后，不愿打内战的刘善本决定投共。

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等10人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摆脱了地面控制，驾机飞抵了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投共的不好的先例。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德还将他请到自己的窑洞里做客，毛则在办公室中接见了刘善本，让他到东北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与他合影留念。他因此被中共称为是“带头人”。

在延安期间，被谎言欺骗的刘善本在新华广播电台向国民党空军发表了讲话，指责国民党挑起内战，称延安人民“安居乐业”，并呼吁大家“为和平民主共同奋斗”。听信了刘善本的话，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或驾驶飞机或徒步投共。

1946年9月，刘善本前往东北参加创办全国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的工作，并被任命为副校长，为中共培养空军力量做了不少贡献。1949年2月，他被批准加入中共。9月，毛在宴请傅作义、刘善本等投共人员时表示，正是他们的投诚，“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当年10月，刘善本获准参加建政大典检阅。12月，中共决定在老航校的基础上组建6所航空学校，刘善本任第一航空学校校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担任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作战法。

刘善本的贡献，中共是看在眼中。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他还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

然而，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善本也没有逃脱厄运。他因对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在空军学院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看不惯，更不忍心看到自己多年的战友、领导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所以直接给毛、周上书，认为空军学院的“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把经历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同志统统斥之为走资派，更不能搞逼供信，搞武斗……”

孰料，信被转给了吴法宪，决定将其打倒。1967年空军学院非法设立了“刘善本专案组”，污蔑他是“假起义，真特务”、“特大特务”，专案组不仅对他搞批斗、体罚，而且令其早出晚归。

专案组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有许多飞行员，为什么单挑你去美国受训？是不是你和蒋介石有特殊关系？”“你在美国学习期间，认识哪些教官？哪些同学？还有什么朋友？你们有些什么阴谋勾结？要详细交代，还要按照日期写出各个阶段的证明人。”“你在国民党空军中是受宠信的，受提拔的，如果你跟蒋介石走，你肯定会得高官厚禄，升官发财，为什么抛弃这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奔延安吃苦？”

1968年3月2日深夜，刘善本被专案组抄了家，押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头二层的一个套间里进行审讯。在被折磨了几天后，刘善本于3月10日死去，终年53岁。而那些追随刘善本投共的国民党飞行员的结局大多也十分凄惨。

结语

不知周训典、刘善本在临死那一刻是否醒悟，自己当初相信的不过是中共画出的民主大饼，自己的选择真的错了。他们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更连累了朋友、同事。诚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