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台灣

初到台灣

民國三十七﹝1948 ﹞年我隨家人由南京搭空軍運輸機C-46            到台灣。那是前清馬關條約割讓日本，被佔據了五十年後歸還中國，抗戰勝利第三年，也是國民黨政府兵敗撤退台灣的前一年。

 來台灣之前，我原在南京白下路八府堂的空軍子弟小學校讀五年級，到台北後，進了國語推行委員會屬下的「國語實驗小學」。

當時在台灣的人多說閩南話，多不會國語。新生入校得先學國語和注音。每天利用課外活動時間學習，由ㄅㄆㄇㄈ注音符號開始，約三個星期完成，每遇月考都要考試。學生在校裡不許講台灣話或其他方言。

那時由大陸來到台北的學生並不多，但都進這所學校。因為也都不懂台灣話，雖會說國語，說的又是南腔北調。

國語實驗小學在南海路上，馬路對面是植物園，是一處熱帶植物研究中心，範圍很大 ，環境優靜，亞熱帶植物極多，每一棵樹前立有一説明牌子，有英文學名，用日文解說。我家住在廣州街，隔牆就植物園，每天是上下學都要穿過到學校。

我們家的住房是一棟日式大院子，木材建造的瓦房，各房間內是地

板或是「塌塌迷」厚的草席墊，隨時盤腿而坐。睡房裡有大櫃子，晚上從櫃子裡取出被褥，非常方便。廁所是蹲式，我們習慣。

室外有一水儲水池，做防火之用，我們不懂，卻在裡面養魚，那房子是日治時期陸軍醫院的眷屬房。

一年後，政府大陸全面撤退，來台人數突然增多，當時父親是在防空司令部工作，我們借住了二年醫院的眷屬房後搬離，遷到仁愛路的空軍自建的眷舍正義東村。

初到台灣時許多事物對我很新奇。就讀的實驗小學校園很大，紅磚樓房，禮堂特別寬敞，為推行國語，老師多是北平人。上勞作課時學生用的小刀，小鋸等工具特別齊全，是我過去沒見有過的。

週日放假我們去看電影。走在後來的成為鬧區的西門町馬路當中，不怕汽車，因為車很少。那時候每星期日上午，台北市各電影院有一場勞軍免費的電影。我們是小學生，就請由阿兵哥﹝軍人﹞帶我們入場，放映的多是美國片子。當時台北僅有「大世界」「國際」和「美都麗」三家電影院。影片都是香港來的。   

大陸撤退時有許多文藝界人士離開大陸，那時迫於中共要解放的危機，一些文藝人士未到台灣，去了香港，因而促成香港電影事業的發達，為東南亞之冠。

記得抗戰結束那年，我家到東北瀋陽，常聽到大人談「八路軍」的事。記得有一冷天，我去看電影。半路上有一個人問我，你爸爸是不是空軍，我說是。那是冬天，我戴著一頂父親軍用蓋耳的軍帽，上面有一軍徽。那人說現在「八路」很多，別戴這帽子。他走後我立刻將帽上軍徽扯下，而後也未再用那帽子。

在台北，有一天放學路邊上地上見有一張報紙，好奇的拾起來看，細讀內容多不十分了解，有「國民黨」「解放台灣」的字句。我把報紙帶回給父親看，他說這是八路報紙，以後不要碰。

有一段時間街上出現大幅標語，寫著「匪諜自首，過往不究」「匪諜自首最後xx天」。我家收音機裡野常聽到大陸的廣播，整天聽到高喊「解放台灣」「血洗台灣」聲調高昂，用語尖銳，充滿殺氣，我漸漸感到憂心忡忡。

所有學校都以「忠孝仁愛」為校訓，機關團體大廳上高掛有「禮義廉恥」匾額，軍事單位強調「親愛精誠」。一切政策做為是「保衛大台灣」「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

後來陳水扁當總統後，這些「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勵志的教育標語全部取消。

國語實小課外活動很多，我參加潘老師的體操隊和李老師的話劇隊。有一次我們要排演「苦命王老五」話劇，父親知道後不許我參加。我問為什麼，他說那劇不好。後來知道那是演窮人翻身革命的劇本。

幾年以後，我一次回實小學校探望老師。問到潘、李兩位老師時，老校工說：「他們都是『匪諜』，一夜之間都抓走了」。

當時一般學校沒有政治教育，廣播電台也少有慷慨激昂的節目，當時大陸來台灣的人，期盼能有一日返回大陸家鄉。都說一二年就能回去。

直到我加入空軍，開始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知道了一些共產黨的無產階級、維物論、階級鬥爭論等，毛澤東實施的三反五反，整肅，大躍進，超英趕美，土法煉鋼的等等政策。在軍中每週一次政治思想教育，稱做「莒光週」取「勿忘在莒」之意。

文化大革命，四人邦動亂的發生十年裡，舖天蓋地的大字報，照片，鬥爭等，令我們到了感覺不可思義。

在1989年兩岸開放交流之前，一般在台灣的人對「共產黨」的認識是和「文化大革命，四人邦」劃上等號。

在1949年我自實驗小學畢業後進板橋中學，每天搭七分鐘的火車來往學校。之後政府在「檢討，革新，創造」政策下，呼籲台灣的各行，各業，大力發展「建國設大台灣」比如台灣初期僅有香蕉，鳳梨及少數種類水果，農復會每年派出人員到國外選擇許多種類在高山地區栽培成功，現在已外銷大陸。

空軍為加強子弟教育，除在各都市成立子弟小學外，另在南台灣東港，一處日本留下廢棄的水上機場跑道上，創辦子弟初級中學。學生全部住校，讀了三年後回到台北繼讀高中。2010洛杉磯